在重庆北碚的嘉陵江岸，东阳古镇旁，有一座不起眼的七层石塔。它没有寺庙的香火鼎盛，也并非网红打卡地。但在明清时期，当地人怀着近乎崇高的敬意，将抛弃的字纸搜集于此，定时燃烧。这座名为

　　东阳字库塔，坐落重庆市北碚区东阳大街北新村的嘉陵江边，因其第五层刻有“文星阁”三字，又叫文星阁。据现存文献记载，该塔始建于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于道光（1821-1850年）初年。东阳字库塔第二层刻有“惜字藏”三字，清楚地阐明晰该塔的用处是燃烧字纸，反映了清代北碚区域民众的敬惜字纸崇奉。该塔经过350多年的风雨，整体保存无缺，塔身底部因岩石风化和树根环绕有所破损。

　　东阳字库塔为六面七层仿楼阁式石塔，塔正面炉门正对嘉陵江，两头各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该塔底层边长150厘米，通高11米。二至七层塔檐檐角上翘处有脊兽，塔檐上有圆柱形脊瓦，瓦头刻有团花，团花之间有珠链相连。塔顶为六角攒尖式，塔刹呈宝葫芦状。一二层塔棱上雕琢有狮子，三至七层的塔棱呈镂空状回形纹饰，雕琢精巧大方。塔座为束腰须弥座，座下有两层石阶。须弥座宽150厘米，加上两层石阶高120厘米。须弥座由条石砌成，束腰处环绕着许多黄葛树的根茎。字库塔二、三、四、五层均有题刻，一、六、七层无题刻。

　　榜首层，塔棱上各有一头浮雕上山狮，俯首向上，姿势威猛，两个狮子头之间宽136厘米，榜首层高127厘米。石狮高86厘米。正面塔壁外表石层已掉落，上半部尚存两个“亚”字形纹饰。别的五面无装修，外表多皴裂。塔檐为四面柱体，上面无装修。

　　第二层，六个塔棱上均有一头浮雕下山狮，狮身环绕飘带，憨态可掬。塔面宽120厘米，高110厘米。二层塔身石壁上有五面镌刻文字。

　　正面有一八角形炉门，炉门高25厘米，宽23.5厘米。炉门上匾额呈飘带状，从左至右镌刻“惜字藏”三个行书大字，字径15—17厘米。因炉门常常焚纸，炉门上的文字以及塔檐已被焰火熏黑。和炉门对应的正反面是由11个出烟口组成的“亚”字形镂空图画，无题刻。塔身右侧题刻一：该题刻左起竖排10行，宽64厘米，高66厘米，字径4厘米，行书阴刻。题刻下半部分风化，部分文字漫漶，无法辨认。

　　东阳字库塔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但是清代及民国文献，如（乾隆）《巴县志》、（道光）《重庆府志》、（道光）《江北厅志》、（同治）《巴县志》、（民国）《巴县志》等，在介绍缙云山和东阳郡时，均不见记载东阳字库塔。1989年编纂的《重庆市北碚区志》对其描绘道：文星阁，在黄桷树朱家沱，创建于1668年（清康熙戊申年），是座精工雕砌的石塔，高8米多，六角形，分作七层。每层镌刻有脊背、瓦垄、勾头、椽头、连檐等形状，外部成单檐，斑鳌悬空式造型。外以狮的各种形状为棱面装修。第二层横额刻“惜字藏”三字，下有燃烧字纸之孔。

　　字库塔，〔东阳大街北新村·清代〕六角七层空楼阁式石塔。清康熙七年（1668年）建。坐落嘉陵江岸。通高11米，塔基高1.3米。塔身逐层内收，各层挑檐，檐面雕瓦当、瓦垄，六角雕饰鳌鱼，翘角飞檐。榜首层塔身镂雕花草及“笑狮望月”，第二层塔身雕“猛虎下山”和“惜字阁”匾。各层刻字，还见康熙七年（1668年）修造款。塔顶为六角攒尖式。保存较好。

　　东阳字库塔坐落重庆市北碚区东阳大街黄桷老街朱家沱，又叫文星阁。此塔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七层石结构仿楼阁式实心塔，平面为正六边形，底层边长1.4米，通高约10米。

　　以上文献都以为东阳字库塔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而现在字库塔身上残存的题刻中，已没有“康熙七年”字样，仅在塔身第二层右侧榜首方题刻中发现了“戊申之春三月既望有□□等鸠工庀石建字库”的记载，而康熙七年（1668年）所对应的干支是“戊申”年。

　　从该塔第四层正面的题刻《旧字库塔附志》可知：榜首，字库塔邻近原先建有道教建筑紫云宫。紫云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被用作复旦大学西迁到重庆后的教室。一同，字库塔建在道观旁，也契合道教敬惜字纸的理念。第二，字库塔在道光初年被从头建筑。二十余年后，也便是道光后期，字库塔因为风吹雨打而“石圮，渐就销磨”，所以“新去更迁地而建之”。

　　以上文献现已清楚地阐明，现存的东阳字库塔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阴历三月十六日，在道光初年（约1821年后）曾被重修，后在道光后期迁至新址重建，即今日咱们所看到的方位。

　　字库塔反映的是古代敬惜字纸崇奉。字库者，乃惜字宝库之意。古人以为，字是崇高的，写在纸上的字不能处处乱丢，所以就有专门的惜字会成员把搜集的废旧字纸存放在塔身的小库内，比及每月初一、十五会集焚化。字库塔多与文昌阁在一同，一般是塔身低层用于焚纸，高层用于供奉仓颉、孔子、文昌帝君的塑像。清代闻名学者朱彝尊在《南泉寺新建惜字林记》中就曾写道：

　　康熙十有七年夏，予？乘柴车舍于僧庐，有禅上人者衣禞衲，持倾筐拾字纸于道，月之朔望，辄焚之，越三载，结数椽于文昌尊下。匾曰：惜字林。贮之有库，焚之有炉。

　　文字和纸张的呈现，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敬惜字纸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民间重要的传统，反映了古代先民对常识的注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写道：“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安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名字，不敢秽用也。”在敬畏字纸的一同，人们也期望有一个主管文运功名的神仙能保佑他们考取功名。所以，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在民间崇奉的梓潼神和道教崇奉的文曲星的基础上，主管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就应运而生了。

　　元朝树立后，为了平缓与汉族的对立，从头康复科举考试，延祐三年（1316年），元仁宗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文昌与梓潼遂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在明代，因为陈腔滥调取士的盛行，文昌帝君被请进了国家制作的文昌宫，享用官方祭祀。据文献记载：“京师旧有庙在北安门外，景泰五年（1455年）辟而新之，敕赐文昌宫额岁，以二月初三日为帝君诞生之辰，遣官致祭。”到了清代，统治阶级愈加注重在思维文明方面临民众的操控，康熙帝曾训令：“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尔等牢记！”嘉庆六年（1801年），清仁宗诏称：“帝君掌管文运，崇圣辟邪，国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跟着元、明、清三代封建帝王的封赏，以及对文昌帝君的奉祀被列为国家行为，再加上文人学士对科举考试的注重，敬惜字纸崇奉在社会上得到遍及，促进了各地用来祭拜文昌帝君的文星阁和用于燃烧字纸的字库塔的广泛制作。在大江南北，但凡人多的街口、大河的渡头、梵宇道观、惜字林等地，大多数都建有字库塔或与之类似的焚纸建筑。而把文星阁和字库塔合二为一的东阳字库塔，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制作的。

　　北碚区的东阳字库塔，建在东阳大街北新村的嘉陵江岸，江上船舶络绎，彼岸便是北碚中心城区。东阳镇自古便是“巴渝古镇”，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中期为巴国地，战国中后期为楚国地，战国后期为秦巴郡地，南齐建武元年（494年）置东阳郡，唐置东阳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为巴县北碚镇。东阳古镇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前史，在明代和清初到达茂盛。

　　东阳镇及周边的缙云山区域也是文风昌盛之地，名人辈出。北碚文明的开展，与释教的传达休戚相关。在缙云山，有前史悠远持久的缙云寺，古称想念寺、崇教寺，寺中自古办学，清初曾设“缙云书院”以教授常识。据文献记载：

　　“崇教寺，八甲缙云山，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建，唐乾符元年重修，赐额想念寺。景炎四年敕赐崇教寺，明正统癸亥重修。”

　　南朝刘宋时释教在北碚的传达，招引了很多文人来缙云山朝拜，一同，他们也把先进的常识文明带到北碚，教授给当地公民，促进了当地文明的开展。被称为“巴渝榜首状元”的冯时行（1100—1163年），号缙云，少时读于巴县缙云山寺，得中北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绍兴十四年末辞官后，到缙云山办学达十七年之久，著有《缙聚集》四十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录入《缙云文集》四卷。清代乡贤鲜与尚，居礼里（今北碚东阳镇）鲜家石盘，工草隶，能诗，尤善画牛。其咏北温泉的《庚子消暑温泉》中诗句“云生石壁凝山雨，泉落松门咽峡风”向来被人称道。

　　此外，外地来北碚当官、游历的名人也留下了很多讴歌北碚山水的佳作，如北宋闻名理学家周敦颐在北温泉写下了五律《宿崇圣院（渝州温泉梵宇）》；陈子昂、王维、杜甫、司空曙在经过嘉陵江小三峡时也都曾留诗，以赞美北碚的秀美山水。而东阳古镇邻近的嘉陵江之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两山耸峙，一水中通，古之东阳峡也，今俗谓之‘三峡’，为涪江、渠江商舶来往必经之地。”因而，在前史悠远持久、交通兴旺的东阳镇嘉陵江边渡头处建筑字库塔以培养文风、改造风水，就成为当地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

　　东阳字库塔树立后的三百年时间里，字库塔周边的东阳镇、朝阳镇等地，文风日渐昌盛，邻近现有闻名的高等学府西南大学，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原址。经过“收焚四方废字（纸）”等敬惜字纸的活动，北碚民众尊师重教之风昌盛，这从塔身题刻“敬惜字纸之功可胜言乎”中，可以领略到当年字库塔对周边文风的影响。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阳镇及整个北碚迎来了文明开展的光辉时期。1938年5月5日，复旦在黄桷镇举行校庆活动，定当日为迁北碚立校纪念日。其时暂借黄桷小学、紫云宫古刹上课。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后，能选址其时字库塔邻近的“黄葛树正街紫云宫”及下坝作为校舍，一方面是因为这儿背山临江，坐落黄桷与东阳之间，土地平整、风光秀美，交通便当，是抱负的办学之地；另一方面，东阳字库塔地点区域所具有的优秀文明教育传统应该也是其间的原因之一。

　　之后，包含陶行知、卢作孚、老舍、梁实秋、陈望道、曹禺等在内的“三千名人”聚集北碚，使得北碚成为闻名中外的“小陪都”和大后方重要的文明区。这也是抗战期间，北碚区东阳镇夏坝可以与沙坪坝（坐落沙坪坝区）、白沙坝（坐落江津区）、梁滩坝（坐落沙坪坝区）一同并称“重庆文明四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后来北碚区教育文明事业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