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都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前进。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北京既渴望摆脱过去的束缚，展现全新的形象，又难以割舍深厚历史与民族风格。到底什么是应该砸碎的封建糟粕，什么是应该发扬的民间传统文化，最终又由谁来定义？

　　城墙的命运忠实地记录这座城市的变化与纠结——现代化对于流动的需求使铁轨和公路率先刺穿墙体的封禁。新中国成立后，城墙存废从专业讨论变成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因为中苏关系变化带来的备战需求土崩瓦解，只留下几个片段。然而宫墙、皇城墙、内城墙、外城墙环环相套，构成了北京城市的图底，二环城市快速路保留下了城墙的轮廓和城楼的名字。与此同时，“大屋顶”被选中代表民族风格，构成北京具有标志性的第五立面，同样在批判和接纳当中不停摘戴。

　　北京城墙的修建与破坏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次次历史事件叠加的结果。如今城墙的结局已定，仅剩内城东南角楼，两段残墙，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以及在2005年复建的永定门。但是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没有停息，对于许多往事和前人的追忆和质疑也没有停止，城墙确乎从未远离。

　　德胜门位于北京城北垣西侧，是北京内城九座城门之一。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从北门出城。之所以取名叫德胜门，意为“以德取胜”、“道德胜利”。遇到战事自德胜门出兵，由安定门班师，分别取“旗开得胜”和“太平安定”之意。

　　永定门又称正阳外门，另有永安门、永昌门等名号，寓意“永远安定”。是位于北京外城的正门，是外城顶级规模的城门，也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南端起点。

　　城墙是一套成体系的防御工事。墙基厚度超过十米，城墙上开城门，城门上方修城楼，瓮城呈U形或方形凸出城墙外，半包围城楼，瓮城的墙体被称为月墙，月墙上开闸门，修箭楼。城墙外侧有护城河，内侧有可以登上城墙的马道。

　　1439年（明正统四年），北京内城的九门城楼、箭楼和瓮城竣工，城垣四隅修建角楼。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外城竣工，原计划四面围城，因财力不足，只砌南面，与内城东南和西南两角相交，外城有七门。北京的轮廓定格为“凸”字形。此后的城墙和城门楼屡次因战争、水灾、火灾、大风等原因损坏，需要时时修缮。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正阳、朝阳、崇文三门的箭楼和西北角楼毁于炮火。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因京津铁路入京，永定门以西一段城墙被拆除，铁轨停在天坛西门的天坛火车站。京奉铁路穿过崇文门的瓮城。那时，清政府的统治者已经出逃，城墙的缝隙成为王权崩解的隐喻，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大幕。

　　1900年七月，为保护私人财产，修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公共设施，民间自发组织的“安民公所”在北京成立。次年，清政府解散安民公所，成立“善后协巡总局”，这是北京第一个负责市政管理的政府机构，1902年改为“内城工巡局”，由工部管理。就在这一年，慈禧太后下令重修有“国门”之称的正阳门。1905年，“外城工巡局”成立，与内城工巡局合为“内城巡警总厅”。1914年六月（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成立“京都市政公所”，内务总长朱启钤担任市政督办，创办刊物《市政通告》。北京逐步出现近代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城墙开始为交通让路。

　　明城墙全长40公里，仅存的崇文门至城东南角楼一线公里，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城的标志。其城东南角楼是全国顶级规模的城垣转角角楼，始建于明代正统元年

　　当时北京城内已经有数条铁路。1901年，京汉铁路的卢保段从卢沟桥经西便门修至正阳门西；1902年，关内铁路延长，经过东便门抵达正阳门东，改称京奉铁路；1905年动工的京张铁路从北京丰台起，经西直门至张家口。正阳门，也就是前门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火车站，分别服务于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为了缓解正阳门的交通压力，1914年6月23日，朱启钤向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计划拆除正阳门瓮城的月墙，沿着原墙体的位置修建道路，在月墙与城墙交接处各开辟两个门洞，使道路可以穿过城墙，保留正面的箭楼，瓮城内的关帝庙和观音庙供大众参观，修复正阳门城楼和箭楼。项目规划和箭楼改造由德国建筑师 Curt Rothkegel（罗克格）负责。

　　该项目于1914年六月十六日开工，十二月竣工。拆下的砖石木料用于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内建筑的维修扩建。就在正阳门改造工程进行的同时，环城铁路也在如火如荼地修建。早在市政公所成立之前，朱启钤就呈请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荒地上修建京都环城铁路，将京奉、京汉、京张三条铁路以及城北各城门连通起来，改善北京市内的交通布局。为了修建环城铁路，德胜、 安定、 东直和朝阳四门的瓮城被拆除，新建四座车站。北京环状交通格局初定。

　　后来城墙上陆续出现新豁口。1926年（民国十五年），冯玉祥批准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的城墙上开辟两个拱形券洞，即和平门。1939年，日伪北京市公署在长安街的东西两端开了豁口，命名为启明门、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平市政府改称建国门、复兴门。外城因修建铁路增加三缺口，加上原有七门，共有十门。

　　建国初期，城楼曾经迎来短暂的喘息。1950年，时任文化部长沈雁冰和北京市市长以“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 为由向政务院呈文，并通过财政部向北京拨款15亿块钱（当时一美元可兑换约42000元人民币），对有损坏、脱榫、 糟朽、 危倾等险情的安定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成门城楼、 东便门城楼做全面维修。

　　然而，城墙的命运却截然不同。1950年4月，根据当时的道路规划方案，市政府在雅宝路、东四十条等地辟出六个城墙豁口，不久后拆除了西直门和崇文门瓮城，开了雍和宫等城墙豁口，后又在朝阳门北侧约70米处开辟城墙豁口，修筑15米宽沥青路面。

　　拆除城墙也曾在1957年按下过暂停键。国务院转发文化部的报告称：“最近获悉，你市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希望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做处理。”

　　梁思成主张保留，他认为随着北京的发展扩张，城市将实行分区，城墙可当作分区的隔离物；城墙还能作为环城立体公园，城楼和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读室和茶点铺；护城河可以泛舟钓鱼，冬天还能当溜冰场……

　　华南圭则认为北京城墙应该拆除：可以消除内城与外城的隔阂；北京的整体规划需要一条大环路，城墙地基下的土壤是坚固的路床，利用起来省工省时省钱；拆除城墙能够得到土、砖和空地。

　　护城河顾名思义，就是护城的河。而河与城配伍，就成了历代王朝一种坚强的防御体系。

　　如今的北京护城河成为市民亲近的城市绿带，在水光与绿荫之间，人们散步、骑行、垂钓、纳凉，享受闲适时光。

　　要不要保是一回事，能不能保是另一回事，要看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当时的城墙已经千疮百孔，根据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1958年对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城墙的检查：墙皮上野树丛生，约466棵，年年生长，以致城砖被挤凸出；沿城顶一带，共有1949年以前掏挖的射击孔158处，孔周围的砖，大都单摆浮搁，摇摇欲坠；城砖碱化，易腐蚀开裂；城顶共有大小洞穴119处，最深者已与城下所挖的防空洞连通；这段城墙内有防空洞119个，部分有人居住。

　　1959年3月，会议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城墙的命运一锤定音。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被有组织地拆除。群众热情参加挖城墙土，还曾经出现事故。1962年4月22日下午，东城区朝阳区房管所民房修理服务站赵玉珍在朝阳门挖城墙土的时候被砸死。

　　城市规划、拆城墙和修路是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三件事。在城墙拆除的过程中，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1965年1月，杨勇、万里、武竞天出于备战需求提出修建北京地下铁道。“修地下铁道是军事的需要……由于现有城墙大部分已经拆除或塌毁， 地下铁道准备选择正真适合的城墙位置修建。这样既符合军事需要，又避免了大量拆房，在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也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可方便施工，降低造价 。”

　　二环路北半环的建设是以地下铁道为主，包括道路工程和立体交叉在内的综合性市政设施建设工程。1965年七月一日，工程开工，拆除城墙的任务落到铁道兵的肩上。一期拆除内城南墙、宣武门和崇文门。二期拆除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城门及沿线城墙。北京的城墙因防御而生，最终因备战而消亡。

　　城墙的故事以另一种形式续写。1974年十月，二环路上第一座立交桥——复兴门立交建成，后续二环路上先后建起29座立交桥，成为一条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描摹出原来城墙的轮廓，并以城门命名道路和立交。如今在二环上行驶，一路蹿高走低，“快速”二字无从谈起。以东便门桥和天宁寺桥为分界，南北二环气质略有不同。北边道路两侧高楼大厦居多，到了南半段，沿线是大大小小的公园，植被茂密，永定河的水经过引水渠注入西护城河，沿着二环的轮廓走过半圈之后向东注入通惠河。

　　复兴门立桥是国内第一座全互通式立交桥，始建于1972年3月，1973年4月放行通车，1974年9月完成全桥工程。

　　“如何在功能和形式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个问题……民族特点则是一件有争议的大事。”——张镈

　　建国以来，首都北京的建筑形式不仅是个设计问题，还与政治需求、外交策略、意识形态挂钩，设计的具体方案的解释权并不归建筑师自己所有。不同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独特的建筑文化现象。二十世纪的三届北京十大建筑评选分别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缺席本身就是历史的刻痕。

　　第一届北京十大建筑并非评选而来，而是在1958年作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建设任务。此外广场的改建工程也全面展开。正值“”时期，工程属于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三边工程”。

　　建筑形式的选择成为摆在设计师面前的一道难题。建筑思潮与其诞生的社会形态紧密关联，稍有不慎，设计问题就可能变成政治问题。此前，关于建筑风格的讨论已几经摇摆。梁思成曾把建筑形式分为四等：一是中而新， 二是西而新， 三是中而古，四是西而古。

　　梁思成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与美国建筑界联系紧密，当时活跃的同行是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赖特、沙里宁等人。最初梁思成批判过在洋楼上面增加中国传统屋顶的设计方法，反对在形式上的仿古，但是如何将现代主义与“中国质素”相结合也是他在探索的议题。

　　五十年代，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受其影响颇深。苏联建筑界在1952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把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作为设计理论，将俄罗斯古典主义确定为民族形式。梁思成听到苏联建筑师穆欣的演讲后，产生共鸣。中国建筑规划设计还未真正走向现代，就先开始复古，并且大部分设计只是流于装饰的复古。包括四部一会办公楼在内的许多房子戴上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也就是“大屋顶”。

　　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项目建筑师是来自苏联的安得列耶夫和吉丝洛娃（也译作：安德列夫、凯斯洛娃），结构工程师是同样来自苏联的郭赫曼。国内的中央设计院组织设计组，可谓是全体总动员——北京市设计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铁路管理局、北京市建筑专科学校参与，华东设计院、上海市工务局支援，北京市园林处、建设局、卫生工程局、电业局、电信局、中央铁道部等单位也负责了部分设计工作。

　　1954年10月2日，五周年国庆的次日，苏联展览馆正式揭幕：建筑的东西轴线穿过西直门城楼，南北中轴线对应天宁寺塔，镏金尖塔上方着红色五角星。

　　然而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就在不到两个月后的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苏联建筑界对复古主义、、铺张浪费、追求豪华的浪费现象展开批判。1954年底至1956年初，中国也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同时，为了从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加以批判。

　　就在两年后，中央高层领导明确指示，十大建筑（建国10周年的十大国庆献礼工程）还是以民族形式出现。周恩来总理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的指示是：在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上，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新一轮仿古高潮来袭。

　　全国农业展览馆征集的97个方案均没有突破苏联展览馆的形式，最终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严星华采用亭阁、琉璃瓦屋顶、重檐、柱廊等传统建筑元素，设计了带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综合馆上方以三重檐八角形亭阁代替完整的大屋顶。

　　民族饭店高12层，是国内首次采用预制装配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建筑，相较于琉璃瓦大屋顶，民族风格被谨慎地限制在立面设计当中，二层设有通长望柱栏杆式挑阳台，门廊两侧有花隔扇窗。

　　北京站由陈登鳌和杨廷宝合作设计。陈登鳌所在的中国建筑企业总公司设计部，就是后来建设部设计院。北京站整体宽度超过两百米，传统的攒尖顶强化立面的分隔。中央大厅采用了预应力双曲扁壳屋盖，是当时的较为先进的结构系统。最初的设计的具体方案没有塔楼，两翼端部的塔楼是周恩来总理的想法，建筑师们研究后，决定着手重新设计。北京站在2019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室内改造工程启动，从改造后的第八候车室尽头的窗户望出去就是明城墙遗址。

　　北京站，位于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特等站。

　　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和建筑艺术座谈会”，提出建筑的风格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风格，基本承认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民族性的代表，为第三次北京的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作了肯定的总结。

　　五年之后，风雨又来。1965年开展设计革命运动，批判设计人员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是“三脱离”。组织设计人员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6年结束后，中国的建筑行业逐渐回到正轨，并且开始迅猛发展。八十年代以后，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一批由外国设计机构设计的中外合资旅馆，例如建国饭店、香山饭店、长城饭店。中国的建筑规划设计单位开始向企业经营过渡。

　　1987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新闻单位发起了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评选活动，共30个候选建筑，收到225,361张选票。从北京图书馆新馆（今国家图书馆）等项目中显而易见依然有大屋顶这一民族风格的存在，但全新的材料、技术和功能需求也催生出一批现代建筑，例如27层高的中央彩色电视中心主楼，高度超过百米的北京国际饭店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入境游客数量激增，但北京的涉外酒店床位严重不足。为满足国际交流和经济发展需求，国家旅游局决定自主设计、自主施工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饭店，北京国际饭店是其中之一。

　　自从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在美国亚特兰大君悦酒店引入中庭以后，这一空间元素一度成为酒店的标准配置。旋转餐厅、观光电梯和中庭被戏称为“波特曼三件套”，被普遍的使用。由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的长城饭店就是这里面一例，Y型的平面布局也在北京的高层建筑当中被广泛使用。

　　北京九十年代十大建筑的评选收到了60多万封来信投票，最终评选出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与亚运村、北京新世界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北京恒基中心、新东安市场、国际金融大厦、首都图书馆新馆。商业的发展和大型国际赛事对于城市建设产生的影响逐渐显现。

　　邹德侬教授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归纳了中国现代建筑师的七个群体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创作中的传统情结和文化使命”。或是主动探寻“中而新”的建筑命题，或是由于种种原因被动讲好中国故事，二十世纪的中国建筑师以及来华设计的建筑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中国建筑”。鸟瞰北京，一座座大屋顶记录下成就与遗憾并存的探索之路。